臣比年以来，数陈便宜。羌戎未动，策其将反，马贤始出，颇知必败。误中之言，在可考校。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，未有成功，悬师之费且百亿计，出于平人，回入奸吏。故江源之人，群为盗贼，青、徐荒饥，襁负流散，夫羌戎溃叛，不由承平，皆由边将失于绥御。乘常守安，则加侵暴，苟竞小利，则致大害，微胜则虚张首级，军败则隐匿不言。军士劳怨，困于猾吏，进不得快战以徼功，退不得温饱以全命，饿死沟渠，暴骨中原。徒见王师之出，不闻振旅之声。酋豪泣血，惊惧生变。是以安不能久，败则经年。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。愿假臣两营二郡，屯列坐食之兵五千，出其不意，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。土地山谷，臣所晓习，兵势巧便，臣已更之。可不烦方寸之印，尺帛之赐，高可以涤患，下可以纳降。若谓臣年少官轻，不足用者，凡诸败将，非官爵之不高，年齿之不迈。臣不胜至诚，没死自陈（《后汉·皇甫规传》）。

鲜卑隔在漠北，犬羊为群，无君长之帅，庐落之居，而天性贪暴，不拘信义，故数犯障塞，且无宁岁。吏民创禁，不与交关。唯至互市，乃来靡服。苟欲中国珍货，非为畏威怀德。计获事足，旋踵为害。是以朝家外而不内，盖为此也。往者匈奴反叛，度辽将军马续、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，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。斩获丑虏，既不足言，而鲜卑越溢，多为不法。裁以军令，则忿戾作乱；制御小缓，则陆掠残害。劫居人，钞商旅，啖人牛羊，略人兵马。得赏既多，不肯去，复欲以物买铁。边将不听，便取缣帛，聚欲烧之。边将恐怖，畏其反叛，辞谢抚顺，无故拒违。今狡寇未殄，而羌为臣害，如或致悔，其可追乎！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，简其精勇，多其牢赏。太守李参，沈静有谋，必能奖厉，得其死力。当思渐消之略，不可仓卒望也（《后汉·应劭传》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六十六引《汉名臣奏》）。

南北分裂，九十馀年。皇帝天地之量，以为上策莫如自治，爰饬有司足兵食，储戎器，以戒不虞。又谓金城汤池，能因地以设险，吾圉自固，然后入守出攻，无往不可。惟昔高宗、孝宗辑宁我邦家，凡沿边雉堞，襄、庐、扬、楚，既崇既峙，式遏寇虐，已效可烛。继志述事，庀工度财，数年之间，圮者固之，而安丰、安庆等城，皆岿然一新矣。仪真介在江滨，往时寇入，荡析离居。嘉定七年，廷臣奏言筑两翼城，从民志也。上亟命漕臣、守臣经其事。先时潘友文既峙新城五里三十步，饥馑之馀，力未暇任。其后李道传屡以为言，又谓城外漕计盐筴，衔舻列肆，殷殷輷輷，孰与凭依。明年，朝廷议浚古城河大濠，既环土，城亦就。又明年，丰有俊于东北隅浚河一百九丈四尺，为土城九十一丈八尺。东翼城昉乎此矣，而异议者沮格之。又明年，洪偲、方信孺相继以翼城为请。十一年，诏用朝散郎、将作监袁申儒守仪，至则体庙堂面命保障之意，列庶士之请以告于朝，且自陈便宜十二事。所以先事为缓急虑者，恳到明白。区画既定，赋役有经，凿河畚土，操杵就筑。西翼城始于冬十月，以二十二旬有奇而竣事，为土城一百四十有八丈。南浸于潮河，北浸于南濠。东翼城始于明年春正月，以二十一旬有奇，而为土城一百九十有四丈，南浸于潮河，城自北而东，东浸于东濠。其未筑者一百五十有七丈，而守倏去。闸河之南，沮洳之地，不任版筑，即凿大河八十丈以道江流，其旁为城为门。内城东濠、北濠之水，深不盈丈，则浚以倍之，袤五百一十有二丈。胥浦之西，茅山之后，铜山之巷，皆防道也，则筑茅山塘，为堤九十有五丈，潴水设暗伏，以接北山塘之所不浸。是春二月，金兵肆掠淮甸，驰骑而来，将趋阛阓，纵火迫翼城，睥睨犹豫不敢前，民悉安堵。守去郡日，邦人遮道而告曰：「翼城未毕，去何亟耶」？守曰：「吾诚愿与尔百姓共臻厥成。顾有不容自安者，将有贤太守至，必讫其馀」。吾载于碑，其时协济以成翼城者，通判汪敏中、尤晔，董役者戎官周旺、武必克，阅工数者扬子令王怿，出纳钱粮者判官赵冲飞，支盐仓张文之，干办钱粮事务者郡人御前酒正王叔宽，前摄历阳尉汪文中，前摄淮东节制司属官吴永锡。若夫翼城本末，则有丰碑在郡志。邦人复求记以纪朝廷备边保民之政，使后有所订据采择焉。嘉定庚辰月正元日壬辰记。